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詠早梅 / 揚州法曹梅花盛開鑒賞

兔園標物序,驚時最是梅。
銜霜當路發,映雪擬寒開。
枝橫卻月觀,花繞凌風臺。
朝灑長門泣,夕駐臨邛杯。
應知早飄落,故逐上春來。

  公元507年(梁武帝天監六年)舊歷四月,撫軍將軍建安王蕭偉出為都督揚、南徐二州諸軍事、揚州刺史,何遜遷水曹行參軍,兼任記室,深得蕭偉信任,日與游宴,不離左右。這首詩即寫于第二年早春,詩題一作《揚州法曹梅花盛開》。因杜甫在《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》詩中有“東閣官梅動詩興,還如何遜在揚州”之句,此詩遂引人注目,廣為流傳。并由此引起許多糾葛。因有些研究者疏于地理,錯把詩中的“揚州”當作今天的揚州,就斷言“《梁書·何遜傳》不見揚州事。”(《分門集注杜工部詩》卷二十四引舊注)甚至附會出“何遜在揚州為廣陵記室”(廣陵即今揚州市)的說法(蔡夢弼《杜工部草堂詩箋》卷二十五)。其實,詩中的“揚州”,治所即在今江蘇省南京市。對這一點,宋人張邦基說得很清楚:“余后見別本遜文集,乃有此詩,而集首有梁王僧儒所作序,乃云:‘……時南平王殿下(即蕭偉)為中權將軍、揚州刺史,望高右戚,實曰賢主。擁彗分庭,愛客接士,東閣一開,競收揚馬,左席暫起,爭趨鄒枚。君以詞藝早聞,故深親禮,引為水部行參軍事,仍掌文記室,’云云。乃知遜嘗在揚州也。……然東晉、宋、齊、梁、陳皆以建業為揚州,則遜之所在揚州,乃建業耳,非今之廣陵也。隋以后始以廣陵名州。”(《墨莊漫錄》卷一)建業即今南京。“東閣一開,競收揚馬”云云,正是杜詩“東閣官梅動詩興”的注腳。

  兔園,漢文帝次子梁孝王劉武所建,亦稱梁苑、梁園,《史記》稱東苑,在今河南商丘市東。遜時在揚州,為何詩一開頭就標出兔園呢?這是因為建安王蕭偉與梁孝王劉武有著許多相似之處。《史記·粱孝王世家》云:“于是孝王筑東苑,方三百余里。廣睢陽城七十里。大治宮室,為復道,自宮連屬于平臺三十余里。得賜天子旌旗,出從千乘萬騎。東西馳獵,擬于天子。出言蹕,入言警。招延四方豪杰,自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至。”而建安王蕭偉呢?《梁書》本傳云:“偉少好學,篤誠通恕,趨賢重士,常如不及。由是四方游士、當世知名者,莫不畢至。齊世,青溪宮改為芳林苑。天監初,賜偉為第,偉又加穿筑,增植嘉樹珍果,窮極雕麗,每與賓客游其中,命從事中郎蕭子范為之記。梁世藩邸之盛,無以過焉。”建安王蕭偉的芳林苑,恰似梁孝王劉武的兔園。詩中的兔園,意即指芳林苑。園中百卉,為何獨詠梅花呢?這是因為梅花自有它獨特的標格。正當冰封大地、萬木蕭疏之時,梅花已預報了春天的來臨,所以說“驚時最是梅”。“驚”字用擬人筆法,突出梅花對節令轉換的特殊敏感,尤為醒目。接著“銜霜當路發”四句,則具體地描繪梅花的高標逸韻。它不畏嚴寒,凌霜傲雪,嫣然開放。正因梅花盛開,霜落其上,故曰“銜”。正因梅花盛開,千嬌百媚,與白雪相映成趣,故曰“映”。卻月觀,凌風臺,想必是園中的主要景點,自然梅花更盛。“雪虐風饕愈凜然,花中氣節最高堅。”(陸游《落梅》其一)一個“橫”字,寫出了梅花凌寒怒放的高貴品格;一個“繞”字,寫盡了梅花俏麗報春的嫵媚情態。從語法上講,“銜霜”、“映雪”是動賓結構,“枝橫”、“花繞”是主謂結構,這樣就錯落有致地寫出了滿園梅花盛開、光彩照眼的動人情景。

  滿園梅花動詩興。詩人不禁由花事聯想到人事,想起了人世間許多悲歡離合的故事。漢武帝的陳皇后,擅寵驕貴,終因驕妒失寵,退居長門宮,愁悶悲思,聞司馬相如工文章,遂奉黃金百斤,令為解愁之辭,相如為作《長門賦》,中云:“左右悲而垂淚兮,涕流離而縱橫。舒息悒而增欷兮,屣履起而彷徨。……夜曼曼其若歲兮,懷郁郁其不可再更。”故詩曰:“朝灑長門泣”。《史記·司馬相如傳》載:“相如之臨邛,從車騎,雍容閑雅甚都;及飲卓氏,弄琴,文君竊從戶窺之,心悅而好之,恐不得當也。既罷,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。文君夜亡奔相如,相如乃與馳歸成都。”文君之父卓王孫開始反對兩人的婚事,后經勸說,不得已而“分予文君僮百人,錢百萬,及其嫁時衣被財物。”后漢武帝命相如為中郎將,建節出使西南少數民族地區,“至蜀,蜀太守以下郊迎,縣令負弩矢先驅,蜀人以為寵。于是卓王孫、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和酒以交歡。卓王孫喟然而嘆,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,而厚分與其女財,與男等同。”故詩曰:“夕駐臨邛杯。”“朝灑”二句,一悲一喜,一離一合,形成鮮明的對比。而兩事都與司馬相如有關。寫兔園之梅,為何聯想到司馬相如呢?因為司馬相如和梁孝王還有一段因緣。梁孝王到首都長安,帶來鄒陽、枚乘、莊忌等一批文士,相如見而悅之,遂借口有病而辭官游梁,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,一住幾年,乃著《子虛賦》(見《史記·司馬相如傳》)。詩人是將建安王比作梁孝王,將芳林苑比作兔園,而將自己比作司馬相如。有人說:“長門借喻閨婦,臨邛借喻游子,意謂閨婦方見梅傷春時,而游子亦罷飲思家也。”(何融《何水部詩注》)這種理解似失之于淺俗,與整首詩的基調亦不盡吻合。建安王蕭偉愛客接士,何遜以卓越的才能得到他的信任和重用,遂引為水曹行參軍兼記室,日與游宴,深被恩禮。何遜正是躊躇滿志的時候,似不應有消極悲愁之嘆。最后“應知早飄落,故逐上春來”二句,寓有人生有限,應當及早建功立業的思想。整首詩的基調還是積極向上的。作者是以司馬相如自喻,借詠梅來表現自己堅定的情操和高遠的志向。陸時雍所說:“何遜好梅,梅詩絕未見佳,其所好在形骸之外。”(《古詩鏡》卷二十二)尚屬皮相之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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