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墓門鑒賞

墓門有棘,斧以斯之。夫也不良,國人知之。知而不已,誰昔然矣。

墓門有梅,有鸮萃止。夫也不良,歌以訊之。訊予不顧,顛倒思予。

  這是一首諷刺、斥責品行邪惡的統治者的詩。《毛詩序》指出:“《墓門》,刺陳佗也。”陳佗為春秋時代陳文公之子,文公死后,陳佗之兄桓公(名鮑)繼位。據《左傳·桓公五年》載:“陳侯鮑卒。再赴也(發了兩次訃告)。于是陳亂,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,公(桓公)疾病而亂作。”陳佗在桓公病中殺太子免,桓公死后他又自立為君,陳國大亂,后來蔡國為陳國平亂,終于誅殺陳佗。據《詩序》,這首詩就是針對陳佗而發的。

  但是,由于《毛詩序》中又有“陳佗無良師傅,以至于不義,惡加于萬民焉”數語,鄭箋孔疏曲為之說,遂生出了岐義。詩中的“夫”,即彼,猶言那個人,就是指陳佗,但毛傳卻釋為:“夫,傅相也。”鄭箋則云:“陳佗之師傅不善,群臣皆知之,”“國人皆知其(按指師傅)有罪惡而不誅退,終致禍難。”孔疏進一步發揮道:“陳佗亡身不明,由希(稀)睹良師之教,故有此惡……故又戒之云:‘汝之師傅不善,國內之人皆知之矣,何以不退去之乎?’欲其退惡傅就良師也。”經過這樣的曲解,這首詩的矛頭所向就從陳佗轉到了他的師傅身上。孔疏一方面稱陳佗之惡“由其師傅不良,故至于此”,一方面又稱“故作此詩以刺佗”,明顯地不能自圓其說。鄭箋云:“不義者謂弒君而自立。”孔疏謂:“不義之大,莫大于弒君也。……陳佗弒君自立之事也。……陳佗所殺大子免,而謂之弒君者,以免為大子,其父卒,免當代父為君,陳佗殺之而取國,故以弒君言之。”既肯定陳佗為竊國弒君之元兇,罪莫大焉,而又歸咎于師傅之不良,期望陳佗誅退惡師,懸崖勒馬。這種荒謬的倫理邏輯只能暴露出箋疏作者為統治者開脫罪責的意圖,統治者即使有弒逆之行,也要讓別人為之承擔罪責,這或許是溫柔敦厚的詩教使然。胡承珙《毛詩后箋》指出:“若在桓公卒后,則佗已身為大逆,而尚鰓鰓然追咎于其傅之不良,縱罪魁而誅黨惡,無此斷獄之法。”可謂切中要害之論。

  在宋代興起的獨立解經的疑古風氣中,有些學者已經認識到傳疏的曲解之處。蘇轍在其《詩集傳》中即已指出:“桓公之世,陳人知佗之不臣矣,而桓公不去,以及于亂。是以國人追咎桓公,以為智不及其后,故以《墓門》刺焉。夫,指陳佗也。佗之不良,國人莫不知之;知之而不去,昔者誰為此乎?”姚際恒稱蘇氏“可謂善說此詩矣”(《詩經通論》),吳闿生《詩意會通》也指出《毛詩序》“無良師傅云者”,“與詩‘夫也不良’句初不相蒙,而拘者遂以‘夫’為斥傅相,此陋儒之妄解”,“詩既刺佗,‘夫也不良’自指佗言,豈有以斥師傅之理?子由正之,是矣”。在說詩者中也有不泥定此詩為刺陳佗者,如朱熹《詩集傳》即稱:“所謂‘不良’之人,亦不知其何所指也。”崔述《讀風偶識》也認為“以《墓門》為刺陳佗則絕不類”,“此必別有所刺之人,既失其傳,而序遂強以佗當之耳”。

  作為一首政治諷刺詩,此詩僅兩章十二句,短小精悍,四字齊言的詩句斬截頓挫,傳達出指斥告戒的口吻。兩章的開頭以動植物起興,其象征意義耐人尋味,表現出詩人對惡勢力的鄙夷、痛斥,但國家依然壞人當道,多行不義,故每章的四、五兩句以“頂針”手法將詩意推進一層,轉為感嘆,憂國之意可感。此詩可謂在率直指斥中不乏含蓄深沉。

  從先秦以來此詩就流傳甚廣,也產生了有關它的一些傳說。如《楚辭·天問》云:“何繁鳥萃棘,而負子肆情?”王逸注云:“晉大夫解居甫聘吳,過陳之墓門,見婦人負其子,欲與之淫泆,肆其情欲。婦人則引詩刺之曰:‘墓門有棘,有鸮萃止。’故曰‘繁鳥萃棘’也。言墓門有棘,雖無人,棘上猶有鸮,女(汝)獨不愧也?”又《列女傳·陳辯女傳》載:“辯女者,陳國采桑之女也。晉大夫解居甫使于宋,道過陳,遇采桑之女,止而戲之曰:‘女(汝)為我歌,我將舍女。’采桑之女乃為之歌曰:‘墓門有棘,斧以斯之。夫也不良,國人知之。知而不已,誰昔然矣。’大夫又曰:‘為我歌其二。’女曰:‘墓門有楳,有鸮萃止。夫也不良,歌以訊止。訊予不顧,顛倒思予。’大夫曰:‘其楳則有,其鸮安在?’女曰:‘陳小國也,攝乎大國之間,因之以饑饉,加之以師旅,其人且亡,而況鸮乎?’大夫乃服而釋之。”以上兩則傳說情節雖有異,但由此也可看出此詩在民間甚為流行,連勞動婦女也知道引用,或許此詩本就出自民間歌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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